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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评人消失了,但我一点都不怀念他们

易米三升 新周刊 2020-08-18

这个时代还需要乐评人吗?/《奇葩大会》


当五花八门的音乐和五花八门的听众同时在互联网上涌现时,乐评人曾经作为传递者的价值不再,而听众都能说话并与乐评人对话的局面,更让乐评举步维艰。

华晨宇无疑是一位流量惊人的歌手。夸他、骂他,甚至都不用提及他作为一名歌手的身份,光说出这个名字就能掀起浪潮。


微博上著名的乐评人耳帝,因为用长篇文字大大夸了华晨宇一通,便被流量的巨浪打得抬不起头,宣布不再点评《歌手》这档节目。



在此之前,耳帝的热度与《歌手》关系紧密。这一系列节目做到第七年,许多观众已经习惯了看完《歌手》刷耳帝的听读套餐。


他不是没有夸过华晨宇,相反,耳帝对华晨宇在各个综艺中的演出打过不少高分,甚至将他的表演归入年度十佳之列。



这一次夸奖有什么不同?其实也没什么不同。在评论区嘲讽博主恰烂饭的看客,既没有人家收钱的证据,也没有过去没收钱的证据。


真正让这一波彩虹跨掉的,不是乐评的价钱,不是乐评的尊严,而是我们这个时代,已经不再需要“乐评”。


乐评和音乐一样,有好坏之分


“音乐无好坏,只有爱不爱。”不知何时起,音乐的门槛被推翻,微博、微信、直播平台、短视频APP,遍地是网红,人人皆歌手。这是音乐啊,这是艺术啊,怎么能给艺术分好坏呢?


去年,李荣浩担任导师,为学员选了一首《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》,引起批评。随后,他在微博上发长文回应,足足八个小标外加一个补充,强调的也是“音乐无好坏,只有爱不爱”。


说实话,这则回应堪称粉圈洗地的教学作文。


开篇先扣帽子,把“这首歌不行”换成“网络歌曲不行”,激起群愤;继而“音乐无好坏”,把立意拔高到“捍卫自由”的程度;接下来一句“难道几亿人都没有品位吗”,争取几亿人的支持;再继续“推翻权威”,请反对派给出艺术高低标准的证据;最后抖个犯困的小机灵,隐隐显露出一种“你们继续我不care”的通透之态。



我的一位朋友此前对李荣浩印象不错,此雄文一出惊奇不已:“没有量化的标准,和没有标准是两码事。所谓的‘文无第一’是指两者的价值在同一个层次内,可以各有千秋。这是在拿黑巧克力和白巧克力作比较,而不是拿巧克力和屎作比较。”


所谓的艺术自由,不幸沦为“我爱至上”的遮羞布。这种逻辑之下,疯狂的不只是听歌的人,就连写歌唱歌的,也学会了用这套说法来为自己辩护。偏偏它还很有市场,越是山珍海味吃得少,就越急着证明酸辣土豆丝不比山珍海味LOW。


音乐人尚且如此,何况点评音乐的人。标准模糊给了许多人糊弄的机会,无需考虑专业乐评或大众乐评的角度,无需思考乐曲创作的难度或演出表现的优劣,只要对准一部分人胃口,说两句特别好听或特别难听的话,再祭出“我喜欢你不喜欢,你喜欢我不喜欢”的绕口令大旗,完事。


音乐评论的语术随之越来越诡异。导师对着学员喊“这歌词写得我想下跪”,专业评审动不动就是“伟大的表演”,现场观众无时无刻不在“泪眼朦胧”,场外粉丝更是刷屏“震撼炸裂”。



《歌手》系列节目就不止一次因为乐评人的夸夸公式被骂作假,为每首歌拍大腿的评审们,看似纠结无比,最后又总会给出一个意料之中的投票结果。


当夸夸夸终于让听众腻烦之后,人们叫好的乐评顺势变成了骂骂骂。《余下只有噪音》里记载了一则趣事,20世纪初,歌剧《莎乐美》上演时,马勒不能理解为什么公众立刻喜爱上它,因为天才与大众所爱,理应是不相容的。


一百多年过去,乐评人们仍然坚守着马勒的疑惑。于是,我们看到《乐队的夏天》舞台上,专业乐迷对着大张伟伤仲永,彭磊则直言“我们特别有文化的专业评委”都是他拉黑了的仇人。



音乐评论是音乐审美的一环,得罪音乐创作者并不稀奇。稀奇的是,他们如今都认为对方在讨好第三方。


网络上热门的乐评文章则只有两种风格:犀利毒舌和温柔深刻。要么骂,要么夸,“风格”“表现力”“情感”这些固定词组随机安排,最好再讲个段子、来点故事,为转发者准备一两个短小精悍的金句。乐评人像写命题作文一样输出乐评,重点是凤头豹尾,中间猪肚语句通顺即可。


马勒的疑问其实并非没有答案,作家鲁赛格尔当时回答道:“民众之声就是上帝之声——天声人语。”马勒追问:“是当前的民众之声,还是指时间长河中的民众之声?”


今时今日的“网络之声”,难堪就难堪在,既无法代表民众之声,也得不到所谓上帝的承认。


乐评人照镜子,里外不是人


如今,《歌手》节目中专业乐评的环节已被取消,就像在互联网上,乐评人的价值也正在被取消。


在这个人人可以发声的年代,人们发出的声音反而越来越少了。当人们上网看乐评时,并不是想从乐评人那里获取新鲜的知识,而是想让这些“专业人士”为自己的感受背书。


作家张立宪曾在《圆桌派》中提到“功能性文盲”的概念,有的人不愿意接受新东西,阅读、聆听的目的,都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没错,那些与自身想法相悖的知识,他们像“文盲”一样视而不见。



粉圈大行其道的今天,功能性文盲、乐盲、影盲遍地都是,更可怕的是,他们不只要证明自己没错,还要证明你是错的,还要代表“对的”来惩罚你这个“错的”。


一首歌,一个歌手,一群听众,只能有一种评价。比如华晨宇,其实哪有什么“争议极大”,只不过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分类而已。喜欢他的人和不喜欢他的人,自行将人群分为两类,非我即他,谁要试图做个不染尘埃的中间派,不好意思,两边都是敌人。


现实世界里的网民太孤独了,以至于他们一连上网,就迫不及待找同类、找集体,个人意志的星火微光,在控评、出征、扒皮的汹涌海浪里成片熄灭。


听音乐不再是私人的选择与感受。没有在4月1号发一条悲伤的朋友圈,你的歌单里就不配有张国荣;一旦你不小心说了一句《认真的雪》还行,你就不再有批评《演员》的资格;如果你也在某个时刻哼过“一杯敬朝阳”,那么对不起,你凭什么敢说毛不易算不得惊世天才?


痛仰在节目中翻唱的《我愿意》,被乐评人批为松散无聊,但在网络上大获好评,也得到了王菲本人的认可。/《乐队的夏天》


粉圈文化是不允许有“歌迷”“影迷”这种生物存在的,他们习惯在疯狂吹捧偶像的同时,排斥那些只想认真讨论偶像专业的人。爱一点就必须爱所有,恨一点也必须恨所有,这种莫名其妙的逻辑,恰恰是他们超强号召力与行动力的来源。


很多时候,在话语权的争夺中,良币都不敌劣币,因为后者顾忌更少,勇气更多。长在键盘上的听众,有了嗓子却丢了脑子的,大有人在,而那些只想听歌的人唯一能做的,就是关掉对话框,戴上耳机,再默默把粉丝撕得水火不容的两位歌手塞进同一份私密歌单里。


跟粉丝数量比起来,专业素养一文不值,因为成千上万的粉丝会涌向互联网的各个角落,为自己的本命拉出一坨又一坨玫瑰状的屎。


在这种环境下,乐评人算什么呢?他们早就丧失了评论音乐的权利。叫好就是收钱,批评就是蹭热度博眼球,开口说什么,取决于你在讨好谁,或者说,你要赚谁的钱。



兴也听众,亡也听众


纯粹以乐评为生的职业乐评人非常少见,大部分时候他们身兼数职,可能是记者也可能是职业评委。就像如今的歌手,也得同时刷刷热门综艺、出演大IP剧,才能在这个圈子里获得不断的热度与资源。


乐评人曾经是一种很酷的身份,在上世纪末,那些率先听到外面的声音并将之转述给我们的人,那些为成长期的中国听众普及音乐知识的人,他们来自各个行业,但都承担了乐评人的角色。


他们选择在电台播放的歌曲,为刚出的专辑评分,专业乐评讲创作,大众乐评论感情,彼此就算互相看不惯,也不至于干出笔战之外的事。


当五花八门的音乐和五花八门的听众同时在互联网上涌现时,乐评人曾经作为传递者的价值不再,而听众都能说话并与乐评人对话的局面,更让乐评举步维艰。


乐评人丁太升对目前的华语乐坛感到不满。/《奇葩大会》


要评论什么呢?说古典曲高和寡,谈摇滚无人喝彩,能带来流量的,或许都是他们曾经不喜的。


就连乐评的渠道也敞开给每一个人,人人都是乐评人。论起对当下听众情绪的把控,乐评人远不如这些在豆瓣、微博、视频弹幕上充当乐评角色的普通人。专家说的好,要是我也觉得好,那就是“专业认定”,要是我觉得不好,“专家”马上就变“砖家”。


小时候,父母会批评我听的周杰伦“唱的是什么东西”,但同样是听不懂的莫扎特贝多芬,他们只是承认自己听不懂而已。


解构专业、消解价值,是网络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权,这个过程能给我们带来无数的快感。更重要的是,在消解旧价值的同时,还有机会成为新的价值。


网易云音乐对自己平台的评论区引以为豪,许多人眼里,那就是今天的乐评该有的模样。至于耳帝为什么要夸华晨宇,丁太升为什么骂萨顶顶,这些冗长的故事,只会被简化成“夸”与“骂”二字。

《乐评第四代,只剩营销人》娱乐资本论,202004

《互联网时代的乐评人为什么不讨喜?》音乐先声,202002

《千金难买我喜欢?李荣浩这次真错了》人民不需要电影,201908

✎作者 | 易米三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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